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１９５９年１月７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是在１９５８年７月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之后，专门召开的一次讨论民族、宗教工作的统战会议，是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要求纠正“左”的思想的形势下召开的。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使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倾向发展起来。这次会议的报告和文件中尽管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如：全盘肯定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提出了“有些自治县已经或即将和邻近的县合并”是“必然趋势“等。但是，会议的主导精神是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是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上反对“左”倾思想的。李维汉同志当时正在外地调查，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对这次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第十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开得好，特别是汪锋同志，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全面辩护，我表示感谢。”
    会议于１２月１８日开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工委）统战部或副部长，民委主任或副主任（党员），主管民族、宗教工作的局、处长（党员）及自治州与自治区内的地委书记（州委书记）或统战部长，自治县县委书记以及中央各有关单位的人员，共四百六十六人出席、列席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同志关于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讨论了汪锋同志《关于少数民族整风情况和今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全国民族工作规划大纲（草案）》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关于汉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发言。会议结束时，汪锋、张执一同志分别作了总结性发言。最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１９５９年工作安排的问题讲了话。
    会上，有二十二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八位同志做了大会书面发言。在发言、讨论和座谈中，与会同志结合学习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反映出不少在民族、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
    在民族工作方面，党内有些同志认为，经过整风、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后在工作中可以不再注意民族问题和适当照顾民族特点了。个别同志怀疑党过去民族工作中实行的某些政策是否贯彻了阶级路线，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改革的政策，在牧区提出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等。还有些同志把“自治机关民族化”的口与干部共产主义化这个原则对立起来，认为提出“自治机关民族化”是不对的等等。
    在宗教工作方面，有些同志认为经过整风、反右和改革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宗教很快就可以消灭了，可以不再认真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了。有些同志怀疑党提出的宗教具有五性（国际性、民族性、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是否正确。有些同志提出当时可以在教徒群众中广泛进行无神论的教育和辩论。
    汪锋、张执一同志在总结发言中对这些问题分别作了回答。
    汪锋在总结发言中，针对某些同志怀疑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某些政策是否贯彻了阶级路线，明确回答说，应该肯定，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党提出的在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在内都是正确的，都是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现实的和长远的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充分体现了阶级路线精神的。以少数民族上层统一战线为例，党从来就认为必须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工农（牧）联盟的基础上来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而不是离开这个基础去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上层统战工作是为广大劳动人民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做好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就有利于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就便于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解放劳动人民，同时也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这正是高度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我们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时候，必须同充分发动和组织广大劳动人民的工作联系起来，并且依靠基本群众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完成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根本改造工作。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潮的新形势下，某些地方或多或少存在着忽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倾向，应当引起我们注意，并加以克服。
    关于在笔区不划阶级的问题，汪锋同志说，党在牧区采取“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牧区的实际情况和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制定的，畜牧业经济一般是个体的私有的小生产经济，畜牧业生产主要靠牲畜的自然繁殖，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大，措施不当，就很容易遭受人为的破坏。党在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对稳定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牧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牧区不划阶级，并不是说牧区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对牧区干部、群众可以不进行阶级教育。党向来是重视对牧区干部、群众的阶级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的。
    谈到少数民族地区机关民族化的问题时，汪锋同志说，少数民族地区机关民族化的提法是正确的。因为：（１）党在提到自治机关民族化时，并不是离开党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统一领导，离开汉族或其它民族干部积极参加自治机关的各项工作来讲的。相反，党在提出自治机关民族化的同时，强调了党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统一领导，强调了汉族或其它民族干部积极参加自治机关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２）党在提到少数民族地区党的机关民族化时，并不是离开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共产主义化这个原则来讲的，恰恰相反，是要求在共产主义化的基础上来逐步实现党的机关民族化的。（３）党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干部还很少，特别是缺乏老党员、老干部，因此，提出自治机关民族化，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是完全必要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几年来，民族干部迅速大批成长的事实也证明了党提出的民族化政策的正确，必须加以肯定。
    讲到民族融合和照顾民族特点的问题时，汪锋同志说，民族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它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将要逐渐消失，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是民族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各民族现在就要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了，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建成以后就没有民族差别存在了，更不是说阶级消灭了民族也就没有了，甚至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今后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就可以不再注意照顾民族特点了。应该看到，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的发展、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别，还会继续存在。阶级消灭了，民族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成了，各民族之间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在今后的民族工作中，仍然必须注意继续适当地照顾各民族的特点，以便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讲到是否还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问题时，汪锋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指出：“今后也仍然要继续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党的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绝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指示：要搞好我国民族关系，关键在于反对大汉族主义。对于大汉族主义，采取任何忽视态度，都必将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也只有经常注意防止和克服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才更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少数民族干部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党组织，都必须经常警惕所属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及时加以批判和克服。
    讲到宗教的五性问题时，汪锋同志说，宗教五性的提法是正确的。从道理上讲，五性是客观事实，不能不承认；从实际工作上讲，可以防止和克服用行政命令或强迫禁止的办法来对待宗教信仰的偏向。
    在讲到要不要在群众中进行无神论教育问题时，汪锋同志说，对要不要组织群众进行无神论的辩论，存在不同的看法，究意怎样做有利，由各有关党委决定，各地可以有所不同，但有以下几点必须注意：（１）不要形成人人检讨过关，表示不再信教的局面，这样容易造成假象，不利工作。（２）不要发动不信教的群众去斗争信教的群众。不能歧视，更不能打击保持宗教信仰的群众，以免形成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间的对立。
    张执一同志在总结发言中，主要讲了宗教的前途和宗教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他批评了有的同志认为很快就可以消灭宗教的想法，明确提出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说，这样做就更有利于团结、教育广大的教徒群众和大多数的宗教职业者。他还提出对宗教职业者和教徒要求还俗退教等，均应给予支持，但不应号召教徒退教。同时应有意识地保留一些进步的宗教职业者和教徒，教育他们不要脱离群众，继续进行工作。在教牧神职人员中，不要组织他们批判圣经和辩论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不要在他们内部直接去进行有神和无神的辩论。
    在会议结束时，徐冰同志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１９５９年工作安排问题讲话，他强调地指出，１９５８年以来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是尖锐，而是缓和下来，党对资产阶级人们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应当实行弛的方针，也就是缓和的方针。有的同志认为人民公社化后，革命深入化了，阶级斗争也就更尖锐了，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是敌我矛盾了，最好把资产阶级分子组织起来送去劳动改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１９５８年春天以后，阶级斗争不是尖锐，而是缓和下来，直到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掀起，又引起一个时期的阶级关系的紧张。但这种阶级关系的紧张并不等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人心安定了，一个时期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又缓和下来了。在这段时期，我们看不出有阶级斗争尖锐的因素。从资产阶级方面，并没有爆发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公社的运动来与党搞对抗；从党的方面来说，也没有改变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没有象对待地主阶级那样采取没收并剥夺其公民权的办法。资产阶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对他们还是继续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怎么也得不出要实行劳动改造的结论。再从理论上看，说“革命越深入化，阶级斗争越尖锐”，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是曲线的，有起有伏的，一张一弛的，而不是直线上升的。我们应该保持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但是不能警惕到每天紧张，主观认为阶级斗争尖锐了，资产阶级是敌人了。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符，与实际情况不符，对改造资产阶级也不利。目前，阶级关系缓和了，阶级斗争也会跟着缓和一些。但缓和并不是没有斗争，而是要根据这一缓和的形势采取和风细雨的、耐心的、正面的、如情如理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促进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
    徐冰同志阐述了中央提出的“五不变”的政策，他说，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定息政策不变、高薪的办法不变、学职学衔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同时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不变。其中，定息不变还有一句领不领听其自便，这主要是照顾到一些小业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但我们绝不鼓励放弃定息，作为党和政府来说，完全没有一方面说定息政策不变，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放弃定息的意思。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五不变，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仍有抵触情绪，有些厌倦改造。那怎么办？如按我们原来那样继续进行批评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这一套，结果会使厌倦情绪更大，抵触情绪更大，继续发生顶牛状态，对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好处，反而有妨碍。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策略和方法的问题。最近，毛主席同陈叔通谈话说：对资产阶级可以一张一弛，可以紧几个月，也可以松几个月。就是说，他们厌倦改造，就给一点休息的时间，问题解决不了可以放一放。在这段时间里，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多做一点事情，在生产劳动中，在以企业为基地里面，在工作中，进一步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不是一锤子买卖，一家伙砸破，那不行。而是有间歇、有曲折、有等待、有策略的搞。我们对他们不能总是批评，总是斗争，要使他们慢慢提高。我们今天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工作重点不应放在不断斗争上。我们要搞正面说理，搞和风细雨、耐心教育。要他们多做工作，帮助他们做出成绩，在工作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在服务中进行改造。在全国统战会议结束后，徐冰同志又在１９５９年１月８日省、市、自治区统战部长座谈会上进一步就当时对资产阶级采取弛的方针的意义和必要性，作了深入论述。
    １９５９年５月，为着继续贯彻弛的方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会议提出了"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向中央的报告》。１９５９年６月２日，中央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并转发各省、市委，请他们参酌办理。